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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先生为杜伦大学师生及故宫同仁讲解《故

发布时间:2019-10-21 14:44编辑:历史浏览(170)

    在我国很多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恐怕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陶片了。这些古人丢弃的生活垃圾,在普通人眼中价值不高,却被考古学家视为珍宝,整天摸来摸去,爱不释手。更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能用这些“破烂”来研究历史和文化,做出高大上的学问来,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些盆盆罐罐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其原理是什么样的,它对研究历史和文化到底有没有作用,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把它们隐藏的信息发掘出来等等,恐怕很多人并不十分理解。 “神秘面纱”的背后 在公众眼里,把陶片和学问联系起来,似乎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好像戴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原因是很多信息并没有写在陶器的表面,而是“隐身”其后。 划时代的“大发明” 陶器虽然没有玻璃器光鲜亮丽,没有瓷器端庄大气,更没有金银器豪华贵重,但在2万多年以前却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 在人类三四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生计模式都是渔猎采集,只有最后一万多年才转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在农业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食物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动物食品,一种为植物食品。动物食品可以烧着吃,可以烤着吃,不需要什么容器。但有些晒干了的植物种子,如野生的粟、黍、稻等,是不能直接用烧烤的方法食用的,必须要用容器加水进行蒸煮后才能食用。正是为了解决怎样吃这些植物的种子的问题,人类才发明了陶容器。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陶容器出土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约2万-1.8万年,但当时的食物仍然以肉食为主,所以陶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直到距今约1万年前后,陶器才得到大规模普及,形成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陶器的发明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人类正式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同时也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图片 1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陶器,是目前我国考古所见最早的陶容器之一 植物采集促进了陶器的发明,陶器的发明反过来也促进了农业的普及和发展。农业的发展不仅保证了人类稳定充足的食物来源,而且还出现了剩余,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最终促进了国家和文明的产生。因此,陶器发明的意义绝不亚于历史上铜器、铁器乃至近现代蒸汽机、电气化、汽车、电脑等的出现,它是一项划时代的重大发明。 风俗习惯的“记录本” 对于处于不同地域的人来说,制作和使用什么样的陶器其实是一种习惯和习俗。比如鼎、鬲、罐虽都是炊器,但时间空间的分布却有差别。在龙山时代,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习惯用鼎,山西陕西一带喜欢用鬲,河南大部分地区经常用罐。二里头时代,下七垣文化的人习惯用鬲,二里头文化的人则习惯用罐。二里岗时代,统一性加强,中原大部分地区以使用鬲为主。又比如饮酒习俗,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不是很清楚,除了一些明显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酒器外,其固有的饮酒器具并不明确,很可能是一器多用,如用吃饭的碗和钵来喝酒。东方大汶口文化居民比较讲究,用专门的壶盛酒,用专门的觚分酒,用专门的鬶、盉温酒,用专门的杯饮酒,这种饮酒习俗为中原夏、商、周三代贵族所吸收并继承。因此,从民俗上讲,不同的陶器及其组合往往代表着人们不同的饮食风俗,是饮食习惯的物质载体,是风俗习惯的“记录本”。图片 2淅川东沟长岭战国陶礼器组合,有鼎、豆、壶、敦、匜等 社会生活的“承载体” 陶器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记载着许许多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至少可以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陶器能部分反映族群变迁的情况。如前所述,陶器能反映人群饮食风俗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多族群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同的饮食习惯。如果一个族群全部或部分向外地迁徙,其固有的饮食习惯并不会立即改变,而会保留延续一段时间,也就会把这种习惯带到一个新的地区。基于此理,我们可以通过陶器来研究一个地区族群变迁的情况。 第二,陶器能部分反映文化交流的情况。不同地域、国家、民族都会有不同程度交流和联系。陶器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它可以通过交换、贸易、馈赠、赔偿等方式互相传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周边其他地区的陶器来研究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基本上在各个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中都会不同程度存在其他地区的陶器文化因素。 第三,陶器能部分反映王朝更替的情况。文化的更替经常伴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发生。如在龙山文化末期,发生了二里头文化对各地龙山文化取代的现象;在二里头文化末期,发生了大规模被二里岗文化取代的现象;在殷墟文化末期发生了大规模被西周文化取代的现象。基于殷墟文化为商代晚期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更替。又如在西周时期,由于王朝初立,各地方文化面貌比较接近,显示了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较强的局面,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文化的地方特色越来越强烈,也同样显示了周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第四,陶器能部分反映思想发展的情况。每一类事物的存在都不能孤立于其所存在的社会,陶器也一样。如在西周时期实行严格的宗法礼制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周王、各诸侯国君、士大夫等使用礼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即“列鼎制度”,所以从西周至春秋早期之时,一般墓葬随葬的陶器组合均为鬲、盂、豆、罐等普通的生活用陶器,但西周中期之后,“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诸侯国君开始谮越称“王”,其墓葬中的礼器也开始出现谮越,普通老百姓的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也开始出现变化,出现了鼎、豆、壶等陶礼器组合,礼下了庶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前后,随着汉代推行“黄老之学”以及重视生活的道教的产生而结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开始以仓、灶、井等生活类陶明器为主。到东汉时期,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随葬品又开始出现陶猪、狗、羊等家畜及其圈舍、陶仓楼以及反映地主生活的陶乐舞杂戏等模型。因此,陶器也是社会观念发展演变的部分反映和写照。 “法宝神器”的作用 陶器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很多考古学的问题都是从“摸陶片”开始的,所以它也是考古研究的“法宝神器”。 文化面貌的“脸谱” 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以各种遗迹和遗物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在各种物质遗存中,陶器无疑是最丰富、最富特色一种。 陶器的生产不像玉石器制造,可以不受原料来源的限制随地生产,也不像玉石器、青铜器那么坚固适合长距离输送,所以它更具有地方性。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各地陶器的面貌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总体特点,但差别是主要的,不同空间时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表现最突出的是陶器。如在持续2000年的仰韶时期,中原地区的陶器始终以小口尖底瓶和彩陶为主要特色,燕山南北的北方地区则以“之”纹和筒形罐为主要特色,黄河下游一带以三足鼎和三足鬶为主要特色,长江中游地区以长腹罐、斜腹杯、折腹壶形器为特点,长江下游地区则以鱼鳍形足的鼎和竹节形的豆为特色。各地方考古学文化各式各样的陶器和陶器组合,犹如戏剧舞台上各种角色的“脸谱”,是区别它们的重要标志。图片 3淅川东沟长岭汉墓陶器组合,以仓、灶、井为主 文化发展的“日历” 任何一种技术产品,都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烙上各个时代的印记。这些印记是我们反过来认识其年代的依据。比如汽车,1886年第一辆汽车仅仅是一辆人力车和一台内燃机的结合,形状和功能都比较简单,具有原始性,但随着技术不断改进和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汽车从功能到形状都在随之改变,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改进和变化的步伐。汽车每一次外形改变和每一项功能的改进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的。也就是说每一次改变都会对应一个时间,变化和时间是有逻辑联系的,按这一逻辑,不仅能够从时间找到变化,也能反过来从变化找到时间。图片 4时代在变,手机在变,陶器也一样,通过反推可以找到其年代信息 汽车如此,其他产品如电脑、手机等也是如此,陶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发明和技术产品,也不例外,有产生、发展和演变也都有其年代顺序。而且由于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人们在不断地重复着制造、使用和丢弃的过程。每一次制造都会有其年代信息。陶器上虽然没有明确的纪年数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外形的变化并结合其所在地层的早晚关系排出相对年代序列,这是考古学家的任务之一,也就是后面我们要提到的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考古发现的石器、玉器、骨器、青铜器、瓷器等遗物也都属于技术产品,也能反映其年代信息,但它们大多比陶器坚固耐用,使我们很难断定哪一款产品属于年代精确的标型器。骨角器虽然使用寿命比较短,但它属于半自然半人为的加工品,其形状不能划一,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不易把握。而陶器不同,它属于完全的人工制品,其形状是根据人的需要并结合一定的制作思想而设计的,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容易把握;再者,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即使正常的使用一般也不会超过十年,在地层学中一般不会出现制作年代早的陶器出现在晚期地层的情况,我们以此进行的考古分期经常能经得住地层学的验证。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检验,运用陶器类型学进行的分期,其年代可以精确到50年以内。一般考古学家只要看看陶片,就可以大致找到其相应的历史年代,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陶器可以称为文化发展的“时钟”或“日历”,是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的“法宝”和“神器”。 文化传承的“基因” 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古学家通过商代晚期殷墟文化追溯其源头,找到了相当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找到相当于夏代商人祖先的下七垣文化。我们根据性质明确的考古学文化的各种文化因素,在前期考古学文化中寻找文化面貌特征最为接近的一种,很可能就是其前身或主要来源。在各种文化因素中,陶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具有其他文化因素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第一,陶器分布广泛,普遍存在于各个考古学文化之中,具有普遍意义。制作陶器的原料是红黏土,在我国的分布相当普遍,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能见到;陶器制作技术较为简单,甚至不需要任何工具都能完成,多数人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掌握,非常便于普及。 第二,陶器的使用寿命较短,制作时间和使用时间较为接近,对时间变化比较敏感,是考古学分期段代的最好标本。 第三,陶器易碎,不适合长距离输送,商品化输出的半径较小,很多是氏族或者部落内部自产自销;某一地区的人群对陶器的使用习俗和制作方法一般会有其固有的传统。 第四,陶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生活用具,在当时社会,无论是贫富或是贵贱,都必须使用,而且不会因为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有大的改变。 第五,在人群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陶器的种类和形制会相对稳定。而在人群结构发生改变时,不同的用陶习惯会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人群会带入新的陶器组合,从而变成杂交或融合文化。 考古学文化就好比一个人,各种文化因素是其各种特征。城墙、宫殿、青铜器、玉器等高规格文化因素就像人的衣服,是人的装饰特征,因暴露在外很容易被人模仿。石器、骨器、房屋等文化因素就比如人的样貌,掩盖在衣服之下,不易被外界模仿,区分度不大。而陶器则像隐藏在身体内部的“DNA”,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文化交流的“书信” 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由于政治、经济、婚姻等原因往往会产生一些交流和联系。陶器作为主要的生活用品,往往也能够反映一些他们交往和联系的信息,就像是文化交流的“书信”。文化交流有多种形式,所以其“书信”的形式也不尽相同。 文化迁徙的“家书”。大汶口文化本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是在其晚期时,不断西迁,在今河南省东部、中部、西部,甚至陕西南部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考古学家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墓葬属于大汶口文化,理由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随葬品中有背壶等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陶器在此种意义上,陶器可以算得上一个浪子远行的“家书”。我们通过读这封“家书”就能找到他的家。 文化联姻的“情书”。两种相互毗邻但又不同性质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即双方都会存在对方的文化因素,但对方的文化因素往往会与己方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或共存于一个单位,或者是双方文化因素经常出现在一件陶器之上。这些情况很可能是两种文化互为婚姻的关系。在此情况下,陶器就好比是文化联姻中的“情书”,是他们恋爱婚姻关系的见证。 文化结盟的“盟书”。在历史上,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目的,或对抗共同的敌人,两个或多个集团经常会进行联合或结盟。如在大汶口中文化早期和中期时,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是对立关系,虽然也存在一些交流和联系,但主要是相对独立的发展,但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时,出现大汶口文化与与中原仰韶系文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的局面。在中原仰韶系文化的遗址中出现数量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背壶、陶鬶等典型大汶口文化陶器。这种中原文化能够接受较多的大汶口人在自已的领地内生活并保留其固有的文化习俗的情况,只能说明两种文化是一种牢固的联盟关系。在此情况下,陶器显然像是部落联盟的“盟书”。 文化冲突的“战书”。古代部族或集团之间有时也存在冲突的关系,这在考古学文化上也会有所表现。这种文化关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豫南鄂北一带表现最为明显。这一带最初属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但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时,南方文化北渐,把仰韶文化驱赶了出去,这里成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之时,中原文化再次强大,最终又把石家河文化赶走,再次占领该地区。这一现象,因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地层中经常发现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叠压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陶器,以及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陶器叠压仰韶文化陶器的情况而被我们揭示出来。因此,陶器好比文化冲突的“战书”。 “无字天书”的释读 绝大多数陶器上并没有文字,但却隐藏着大量的信息,是一本标准的“无字天书”。怎样才能把它所隐藏的信息发掘出来,释读这本“天书”,是考古学家的首要任务。 “按图索骥” 为了研究陶器,考古学家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理论和种属分类方法,创造性地发明了考古类型学,我们知道“生物进化论”、 “适者生存”、“用进废退”的自然演化,是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而言的。而陶器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怎么能够演化呢,显得非常“神秘”和“玄妙”。正因如此,很多人,甚至一些考古学者对考古类型学不理解,认为它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行为,其科学性和逻辑性并不严密。 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并不能机械的去理解。陶器本身没有生命,但它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物。人类在在制造和使用陶器的时候也是根据自然环境、生活需要和思想意识等方面进行的,需要哪一种陶器,就创造哪一种陶器,需要改进了就进行改进发展,不需要了就废掉,完全适合“适者生存”和“用进废退”的原理,其间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逻辑性。 “类”,就是分类。人们在使用陶器时,会造出不同功能和形状的陶器,如用罐煮,用甑蒸,用碗盛饭,用豆盛菜,等等。不这些都是一整套生活用具,每个时期都要使用,同是罐可分为不同的小类,如罐可分为大口罐、小口罐、平底罐、圈足罐等等,即用A、B、C等型来表示。 除了类、型外,其实还有“式”的概念。“式”表示同一类器物在不同时期的形态上的变化。变化相对显著的每一个形态即可以称为一个式。类和型一般是同时共存的关系,而式则是表示年代的不同。这样就可以用陶器建立一个三维的时空,不同的类型代表空间,不同的式代表时间,每一件陶器都在这个空间中有自己的位置。 类型学的划分是结合反映年代早晚关系的地层学进行的,其分类的结果是要经过地层学的验证。考古地层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找到各种遗物的年代早晚关系。经常共存于一个或多个单位的器类,其年代是一致的,而不同年代单位出土的同类器物之间的微小变化则是划分式的重要依据。 类型学的文化体系一旦建立起来,我们考古发现的或传世的陶器,只要运用“按图索骥”的方法进行对比,就能够找到其相应的时空信息。 “顺藤摸瓜” 通过陶器类型学的方法可以对考古材料进行细致的年代分期。然后根据各期陶器中的各种标型陶器,通过横向的比较找到它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找到它的来龙去脉。找到它与前后文化的联系。这种方法在考古学上叫文化因素分析法。 其原理是许多相似陶器可以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很长的“链条”或“藤蔓”。我们顺着这条藤,,可以从已知摸到未知。我们上文所说的“陶器是文化交流的‘书信’,陶器是文化传承的‘基因’”都是以此方法为基础的。 在横的方面,我们可以从已知的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摸出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如我们可以知道它与东夷文化的关系,也可以知道它与先周文化的关系等。在纵的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殷墟文化各种陶器的特点,向前追溯其源头,摸到未知的二里岗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为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再从二里岗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摸出二里头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又如,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秦文化的陶器特征向前摸索,找到早期秦文化,又从早期秦文化继续向前摸索,找到它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关系,进而推定秦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关系,从而验证赢秦出自东夷少昊氏文献记载的正确性。 “借尸还魂” 大部分的考古学文化是没文字的“天书”。怎样才能把它与历史发生关系,也需要一定的方法。目前最主要的方法是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为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首倡。他对甲骨卜辞中所记述的各商王和商先公进行研究,验证了《史记》中对商代世系记载的可靠性,最终使商史成为了“信史”。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虽然没有使用陶器,但他把考古材料和历史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证实相关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实属首创,对以后的历史和考古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考古学材料虽然是“无字天书”,但我们可以通过其类似陶器界定其时空范围,运用“顺藤摸瓜”的方法找到其迁徙路线、发展源流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历史文献虽然对早期的历史语焉不详,但也能大致反映一些族群、朝代、国家等大致的时空范围、文化关系、发展源流等。这些基本情况大致可以跟考古学文化的相关信息进行对照,实现借历史之躯来还考古之魂。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就是在殷墟文化为商代后期文化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关系、文化源流并结合历史文献的相关信息论证了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在这一论证过程中,陶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片 5慢轮制陶 结语 考古发现的破破烂烂的陶片,虽然表面上看一文不值,但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丰富的信息,它是一项划时代的重大发明,它是一个风俗习惯的记录本,它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承载体。陶器相对于其他种类的遗迹和遗物来说,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它是文化面貌的“脸谱”,它是文化发展的“日历”,它是文化传承的“基因”,它是文化交流的“书信”,正因如此,它是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法宝”和“神器”。在揭示隐藏在陶器背后的信息时,可以采用类型学的方法“按图索骥”,可以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顺藤摸瓜”,可以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来“借尸还魂”,从而使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更加生动和形象。 陶器作为一种古代文化信息的载体,它所承载的信息虽然不能包罗万象,但也不仅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还包括其他如制陶技术、微量元素,以及一些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信息等。在科技考古蓬勃发展的今天,陶器研究虽然显得比较古老和传统,绝不过时,也没有落后,在考古学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其他遗物和遗迹甚至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是打开考古学“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 显然,陶器虽然在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能完美地解决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其理论也有需要完善之处,它也需要其他遗迹和遗物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理论和方法来配合。 总之,鉴于陶器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考古公众应该对其有所了解,以加强对古代文化的认识和保护;作为考古学初学者应该对陶器加强学习,把认识陶器作为基本功进行反复修炼,要学会认知陶片,学会玩转陶片;作为考古教师应该重视陶器教学,尤其是加强陶器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教学活动;作为研究者应该加强陶器理论和实践研究,进一步完善其理论,改进其方法。(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魏继印 现任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夏商周考古研究。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7年第5期。)

    5月5日上午,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宝蕴楼为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一行讲解《故宫考古、保护与研究——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讲座由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研究员主持,英国杜伦大学Derek Kennt教授、考古专家Natalie Swann、博士后研究员张然、博士生Peter Brown,以及考古所副所长徐海峰研究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研究员、宫廷部张长虹研究员、考古所部分成员等院内同仁参加。图片 6讲座现场 一开场,张忠培先生即谦和地对杜伦大学的来访学者讲:“咱们是朋友,就是坐一起聊聊天。”随后,张先生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讲起,提出故宫为什么要搞考古、在故宫怎样进行考古等一系列问题,为在场各位详解在故宫进行考古与研究的方法,以及中国考古学层位学、具有谱系特色的类型学的具体概念。图片 7主讲人张忠培先生 一、故宫为什么要搞考古勘探与发掘 考虑到讲座对象是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学者,张先生首先概要介绍了紫禁城的历史及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他指出,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以后,由于推翻了清朝统治,在紫禁城的基础上,以紫禁城建筑与清宫收藏文物为基础,建立的一座博物院。而建立故宫博物院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座皇宫。同时,要将这座皇宫转变成博物院,让广大的观众来参观,这就有一个如何实现参观,并将其建设成为一座博物院的问题。 因此,保护故宫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张先生指出:第一点,皇宫过去没有电器、暖气等设施,所以需要在对其保护的基础上,做必要的现代化博物院应具有的设备、设施建设。故宫始建于明代第三个皇帝永乐皇帝,历经明清两个皇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不断地老旧、修复与扩建的一个过程。第二点,明代之前的元代就在此建立过都城,所以故宫的地下存在着元、明、清三代不同时期遗存叠压的情况。而保护的对象:一个是地面上现存的,第二个是地面下挖沟才能看到的地下的遗存。 二、对故宫进行保护与研究的四个办法 张先生强调,要实现对于故宫的保护,需要对元、明、清三代都城的沿革变迁做一个考古学的考察。我们的目的,一个是保护好故宫,二要通过故宫考古,让大家了解一个历史变化的故宫,即我们所称的立体的故宫。如何实现这个目的?我们有四个办法。 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正如考古所所长李季曾讲:用微创的办法对故宫进行手术,达到治病救人的伟大目的。用考古学家的话,就是钻探、勘探,而不使用大面积的发掘。第二个办法就是要有它的长期性。在故宫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由得我们搞考古要求来定,我们的办法是只能配合故宫博物院建设工程,一点一滴,一小块一小块地考古,然后把考古认识了的这些碎片拼缀起来,以实现整体的、立体的了解。为了使故宫实现有效的保护,我们还得做到这样两点:一是不搞主动发掘;二是凡可能损及故宫保护的建设故宫博物院的任何设想,都不得赋予实施。第三个办法,即采用遗存层位学和遗存谱系类型学。第四个办法,是配合文献记载研究。中国有很多的文献记载,文献是研究的重要资料,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就能恢复对于故宫整体的、立体的探索。 三、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 故宫为什么要搞考古?在故宫怎样进行考古?张先生由此问题出发,着重为在座听众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遗存层位学与遗存谱系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 1.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形成 张先生讲,中国考古学不是土生土长,是从西方欧美国家引进来的。将西方考古学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是以西方考古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遗存,这就有一个将西方考古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同中国考古学遗存及其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最早将西方考古学引进来研究中国古代遗存的,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之后经历了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至梁思永于后冈揭示出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张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形成于殷墟发掘,也成道于殷墟发掘,随后又经历了大量的实践与研究,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苏秉琦提出了“一论二说”,即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及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走向秦汉帝国说。此期间,中国考古也将地层学更新为遗存层位学、类型学发展为遗存谱系类型学。 2.遗存层位学 那么,什么是遗存层位学呢?张先生从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讲起,借助他特意为这次讲座手绘的层位剖面图草图,为在座听众进行了细致讲解。图片 8现场以图教学 张先生指出,层位学关注的是单位,指一个房屋、陶窑、窖穴、墓葬等,以及它们在地下堆积的层位,和各层位之间关系。就一个单位来说,可以有小的概念,也可以有更大的概念,大到一个城市、村落,小的就是一个墓葬的不同部位。 例如,1944年,夏鼐先生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的发掘,这里是有名的齐家文化遗存。他在这里发掘了两个墓葬。夏鼐先生把墓坑、埋葬的人与器物、墓葬的填土分别看作一个单位,最终将这三个单位搞清楚了。他在墓葬填土内发现了两块陶片,与墓葬随葬的陶器不同,将之定为“仰韶”陶片,墓葬随葬陶器属于“齐家”,他认为先有墓葬填土后有墓葬,所以填土内的陶片要早于随葬陶器。安特生提出的六期说,将“齐家”定在“仰韶”之前,夏鼐先生根据这次发掘,将“仰韶”订正在“齐家”之前,颠覆了安特生的论断。 夏鼐先生的结论更接近历史,这个发掘过程用的就是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办法。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渊源,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发现,我们就抛弃了地层学概念,改叫遗存层位学,即按照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由晚到早划分单位,进而分期。 遗存层位学研究要知道用什么办法、标准,来说明不同遗迹来自不同层位,如何判断遗迹、遗物来自同一个层位,就是看它如何在一个层位共生。由于时间关系,张先生不能细致讲解,于是拿出一张层位剖面图,请大家围观并举例分析。通过这张剖面图,张先生为各位指明自生土到耕土层的层位划分、遗迹类型及堆积。张先生指出,我们的考古发掘就是把生土、房屋、早期堆积、房屋倒塌后堆积、窖穴、墙址等看作不同的单位;在发掘时从晚到早,先挖耕土,逐层去掉堆积,分析遗迹的打破关系与共生关系。好比一本书,有人搞乱了,我们要把它一页页整理出来,而一页书就是单位。考古发掘是从耕土开始,从晚到早,直至找到早期堆积。这就是所说的中国考古的遗存层位学。 张先生满怀激情地指出:“我们中国的层位学是在黄土地里面诞生的,在实践中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可以说无往不胜,走到哪里我们的层位学就渗透到哪里。” 3.遗存谱系类型学 随后,张先生又讲解了遗存谱系类型学的概念。 类型学从西方考古学来说,是从生物学概念演化来的,是对生物进行研究的方法。中国接触了西方类型学之后,看到器物发展有它类似人类的遗存密码,有一个自己的谱系。 苏秉琦先生在1975年提出一个重要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的。那么所谓多元一体就是像人一样,单独的人,但是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遗传的结果。这里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 张先生提出,“经过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来来回回”的思考与实践,在80年代初期,他发表一文,对老师苏秉琦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他认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一元文化为主、多元为辅的。此文化无非是一个自身遗传,一个对外来影响的传递、交流与吸收。这个关系就像人分为血亲和姻亲。血亲,从父亲、祖父、曾祖父继承来的,同时又接受了母亲一族的基因,来自姻亲关系。这个DNA,有父亲二分之一,又有母亲二分之一。在男性社会里,男性的血缘是一脉相承的,女性是要靠婚姻来承继血脉的。 张先生特别指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不是纯种,都是杂种。如汉族有汉文化,但他是杂交、杂种的文化融合结果。就人种来说也是杂种、杂交的人种。因此,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以一元为主、多元为辅的文化!所以,研究文化就要分哪一部分基因是血亲,哪一部分是姻亲。血亲怎么遗传,姻亲的基因怎么被吸收,怎么吸收之后又遗传? 张先生举了一个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功案例:商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过程,即按照谱系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商文化,是如何把商文化的历史研究清楚的。在殷墟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遗存,当时叫做小屯文化。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发掘的地方是殷墟,知道它最晚应是商文化。自盘庚迁殷商代的273年,可以定义为殷墟文化。自1928年开始发掘,到1958年,考古学家才提出了殷墟文化可以分为四期。每一期实际有长短,约70年一期。后来研究又发现,这里有一种器物是特有的,是代表它文化的一种特有的器物,叫做陶鬲。以殷墟的陶鬲为基点,从谱系类型学的角度,找出了殷墟早期起,自第一个国王到最后一个国王的商代历史文化的变迁。自70年代到80年代,从殷墟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到先商文化,再到龙山文化。考古学家不断求索,思考着从公元前第三千年,到公元前第一千中期,商文化怎么演变而来,又怎么被周灭亡的、以及其灭亡后的文化去向。将这么一个近3000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清楚,这就是谱系研究的结果。 最后,张先生总结道:“中国考古学有两把尺子:遗存层位学、遗存谱系类型学。这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比较成功的方法论,是长期以来,从做西方考古学学生,而将其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做出的一些变化和改革,最终创造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位中国考古学者,参与理论探索的一个学者,我今年80多岁了,没有白过。” 之后,杜伦大学考古系一行与故宫考古所同仁就西方是否存在3000年绵延不断的文化谱系划分、故宫是否存在元代地层与皇宫、考古记录方法与文献记载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副所长王光尧研究员向对方指明,已在故宫院内首次发现元明清皇家建筑地层的叠压关系,并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的点,来看元明清三代宫殿的分布、叠压及变迁,考古学正在发挥修改、佐证、补充历史的作用。图片 9讨论与交流环节 杜伦大学的Derek Kennt教授表示,“在英国很早就知道张先生的大名,今天能够见到张先生并听先生讲课,非常感谢。” 张先生指出,中国与英国历史有着很大的区别,当马嘎尔尼来访中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而中国还是农业国家,没有工业,又过了近100年后才开始洋务运动,被统治在一个专制王朝下。尽管当时双方有很大不同,但是通过马嘎尔尼走过的路面可以把中国的宫廷(北京的皇宫、承德的行宫)与英国的宫廷相互关联起来,当时的中国与英国就是居于这同一个地面,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文化、社会的不同情况。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向上飞向宇宙,还是向下到十八层地狱,都可以从地面,或叫路面出发。这样既有历史变化,又可以探索同一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格局。最后张先生遗憾地表示,自己很想参加与对方一起的发掘、在实践中探讨问题,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对方的工地去实地观看了。他强调:“故宫考古所目前人不多,但是都非常精干,希望以后能够多合作!”图片 10故宫考古所同仁与杜伦大学考古系一行合影 张忠培先生,1987年至1989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是参与中国考古学体系构建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对于遗存层位学与遗存谱系类型学的理论总结,使其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几十年来,张先生着力构建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始终来自于他对于中国考古学事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一位故宫的管理者、一位考古学家、一位考古学科的带领人,张先生所讲,不但令杜伦大学的Derek Kennt教授表示“学到了很多,那些指导性意见对于我们非常有用”,更使在座的每一位故宫人、考古人获益颇丰,深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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